感恩：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人

新华卫视北京报道（徐树春）人处危难之际，若得贵人相助，当是最幸运的事情了。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在自己人生最艰难的时刻，真的遇到了贵人。杨贵老先生，就是我危难之际遇到的贵人，他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人。

杨贵先生

2016年的春节，我和家人在北京度过。期间，我和我的老伴刘俊清专程拜望了老领导杨贵先生。杨老虽然年届九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笑风生，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杨老也非常关心我和老刘的健康，不时地询问我们俩的身体情况。

乔健民（左）刘俊清（右）夫妇看望杨贵（中）时合影

我和老刘虽然都已接近八十岁了。杨老说一定要注意健康。我兴奋地给杨老讲述自己现在的状态，告诉杨老我平时走路就像小跑那样，步行上五楼中间不歇脚，并将李安刚夸赞我的话“身轻如燕，行走若飞，劈叉拿顶，妙不可言”说给杨老听。杨老开心地笑着，用亲切的口吻说我身体很精干，不像老人的样子。我们三个老人开怀畅谈，追忆往事，感慨万端。我们交谈的内容，自然离不开我在北京住院治病的事来，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但至今然记忆犹新。记得20多年前，我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场大病，差点失去了生命，要不是遇到杨老的爱心帮助，我很可能不会从那场大病中走过来。当时，为了给我治病，我的老伴跑前跑后，日夜陪伴，我的亲人们全力相助，设法救治。在危难之际，遇到了杨贵先生的鼎力帮助，让我远离了死神的召唤。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杨老看做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人。正是在杨老的精心关照下，我顺利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医德高尚和医术精湛的专家们治好了我的病，让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这一生永远要感谢杨老，感谢北京肿瘤医院的专家护士们，感谢我的老伴和亲人们。

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真的很感动，让我兴奋不已，思绪万千。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甘肃省水利厅水利管理局喷灌办公室工作，我的老伴刘俊清在甘肃省两西指挥部工作，主要担任扶贫、水利和移民等工作事务，常年出差下乡，工作很辛苦。我既要上班，工作上不甘落后，还要照顾老母亲，照顾家里。我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在上学，俗话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真的很大。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差、生活压力大、医疗条件有限的缘故，再加上自己不懂得保健，导致情绪郁结，进而积劳成疾，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三天两头都在求医问病。大概是一九八七年的九到十月间，我突然感觉走路不平衡，头昏眩晕，还发现在脖颈处长有一个包，长得很快。去医院检查后，大夫说是一个结，说不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需要化验，必须在手术后才能证实。当时，为了确诊，我走遍了兰州几家大的医院，虽然大夫们的判定各说其是，但有一个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都不敢收我住院，理由是手术风险太大，兰州做不了。因为脖子上的瘤子长在大动脉血管上，手术过程中一但出差错则无法挽救。省城医院的有位专家建议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做手术，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也不会后悔。我在医院看来看去，越看越发愁，越看越害怕，我意识到自己的病非同一般，加之脖子上的瘤子那个阶段在疯长，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有了一种下坠的疼痛感。疾病缠身的我面对单位的工作上的一摊事，想到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记得当时，我老伴刘俊清正在张掖开“三西会议”，万般无奈之下，我给当时两西指挥部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讲明情况，单位派另外一位指挥将刘俊清换回兰州，匆匆忙忙做完一番安排后，刘俊清就陪我赴北京去看病。

因为刘俊清临时离开会议要请假，当时也在张掖参加“三西会议”的国务院“三西”办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培训中心的杨贵主任知道情况后，详细了解了我的病情，并安慰刘俊清不要着急，主动提出帮我们联系北京肿瘤医院，随即给院办公室张主任写了封信并打电话预先进行了联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主任于“文革”期间“六二六”医疗下放时，被安排在河南省林县，与当时担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相识成为朋友。带着杨老的写的信，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来到北京后，我们立即赶往北京肿瘤医院，见到了办公室的张主任。因为有杨老的信和之前的电话嘱托，张主任对我们非常热情，并立刻安排入院。记得住院时，因当时走得太急，住院费没有带够，张主任又马上给住院部的人说让我先住院后交费，随后很快安排了头颈科的主任专家张教授亲自为我做手术。有了杨老的关照，少了许多周折，一切都很顺利，而且为治疗争取了时间，也享受到了当时最高级别的住院治疗待遇。我们后来才听说，张教授一般情况下是不亲自做手术的，除非病人是高级领导干部或者专家，而且张教授曾是国家某领导人的主治医生。我们真是荣幸至极！住院第二天的早晨7点30分，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一直到下午的2点多手术才结束。可以想象得出手术是多么艰难，医生们的午饭都是在手术室吃的。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家人都不认识我了，因为我的整个面部都变了形，看了床头牌才确认是我。我躺在病床上，麻药过后的全身疼痛让我真的难以忍受。幸运的是，术后化验的结果为良性葡萄状血管瘤，这个消息是一位外国专家查房时告诉我们的，我们得知是良性，多日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个好消息鼓舞了我，让我更加有信心战胜病魔。但是，由于手术位置风险很大，我在术后算是危重病人，需要特殊护理。每天早晨四五点，护士就会轻轻地走到我床边，把手放在我的鼻子前试一试，然后才转身离开，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我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待身体稍有好转，我便问护士，她说：“你是危重病人，那是为了看你还有没有呼吸，因为像你这种情况，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后全流食，是用管子往胃里输送食物。记得有一天照顾我的家人站在我床边吃蛋糕，我也特别想吃，他们不给，理由是大夫不让吃。我听了心想：我想吃就能吃，于是一把抢过来吃了。老伴急了跑去找大夫，主管大夫来看到我吃就笑了，说：“她想吃就让她吃吧，她恢复得不错。”我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我身体的恢复，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随着我身体的恢复，家人的心情也好了起来。老伴刘俊清在我的病床前还曾写了一首小诗：

万里晴空天外天，足下白云舞翩跹。

中岁艰辛日渐暖，不料晴天霜突显。

急乘“图机”飞京都，医治妻病心难安。

承蒙“贵人”慨相助，巾帼名医演“龙潭”。

妙手银刀除病根，阖家感恩追思源。

疾风劲草常相伴，雨过天晴春满园！

去年我们拜望杨老时，杨老送给我们一本刚刚出版的《巍巍山碑—红旗渠旗手杨贵传奇》，我们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后，我们知道了杨老的许多传奇故事。杨老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领导，早在1958年11月初，毛泽东主席就在新乡火车站接见时任中共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同志，他曾向毛主席汇报过林县水利建设情况与设想。他率领林县人民历经数载，修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红旗渠的建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水利建设上的一面旗帜。

杨老是我的恩人，也我的贵人，我从内心深处永远都在感念着他。衷心祝愿他老人家生活幸福，健康长寿！